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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去都是誤導、扭曲和偷換概念(6)

(原文發表於2016年526日) 

真正的「無為」,成功案例絕無僅有

『地產代理是一種要求進取有為的行業,所以每當我告訴人們,我是以無為的方法來經營中原地產時,引來的都是一種懷疑的眼光,以為這祇是一種標榜罷了。但不管讀者心裏有何想法,我對「無為而治」是深信不疑的,我不但把它視作一種可以說得通的理念,更把它應用在日常的工作中,並且取得了明顯的成效。』

施先生認為他的「無為而治」(筆者按:不是老子的「無為而治」)是一種說得通的理念,這種看法我是不大苟同的,理由請參詳我早前的《中原地產的成功,功在「無為而治」?》

施先生又說,他把「無為而治」應用在日常的工作中,取得了明顯的成效,這種看法我亦是不大苟同的。

不要說施先生的「無為」(那是老闆不作為,授權下屬有作為),就算老子的「無為」亦不大濟事。

老子「無為而治」的政治理想付之實踐而卓然有成的,在歷史上絕少出現,印象中祇有西漢初幾代皇帝的統治庶幾近之,特別是漢文帝、漢景帝時代(史上有名的文景之治)。

秦始皇統一六國後,暴政連連,秦祀短,二世而亡,這個因果為西漢初的統治者留下深刻的教訓。秦末暴政加上連綿四年的楚漢戰爭,中國社會經濟受到極大的破壞,已屬殘破不堪。史書載道:「漢興,接秦之敝,諸侯併起,民失作業而大飢饉。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過半」。這就令漢初諸帝不得不改弦換轍。漢高祖採納謀臣陸賈的建議,雷厲風行地採取了一系列與民休養生息的措施。之後,漢初數代皇帝都堅持執行漢高祖的改革,不但繼續推行,並且加以補充、發展,使之完善光大。司馬遷在《史記》卷九《呂太后本紀》中說:「孝惠皇帝、高后(呂后)之時,黎民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無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稱制,政不出房戶,天下晏然」。至文帝,仁厚過人,更將無為無事、輕刑薄賦及與民休養生息的政策推行到極致。這就終於從根本上扭轉了由於秦朝暴政統治造成的社會動亂、經濟衰敗的局面,奠下此後西漢皇朝二百年強盛統治的基礎。

漢初的「無為而治」到漢武帝就戛然而止。武帝雄才偉畧,兼逢國力鼎盛,北伐匈奴,西征西域,追求的是大功大業,祖宗的「無為而治」對他來說肯定是落伍、不合時宜,棄之可也。

有人認為貞觀之治初期亦屬「無為而治」,我不大苟同。武德九年(626年)八月,唐太宗登基為皇。這時,社會依然殘破不堪,隋末動亂造成的破壞處處可見,史書載道:「茫茫千里,人煙斷絕,鷄犬不聞,道路蕭條」。貞觀初,唐太宗遂以輕刑寬法為基本國策。

就輕刑薄賦及與民休息而言,貞觀初確有一點「無為而治」的影子,但唐太宗畢竟是一個以槍桿子得天下的青年皇帝,雄心萬丈,輕刑寬法的同時,他勵精圖治,追求大功大業,與「無為而治」道不同,不相為謀。

「無為而治」的政治,要在一定的土壤和氣候才可發芽的,這包括:天下大亂之後民心思定;國力疲憊,民不聊生;無強大外患及嚴重內亂,基本上天下太平;最高統治者宅心仁厚,胸無大志,甘於無為無事;管治班子清明得力。

這些條件,表面易,其實難。不是天下大亂及經濟崩潰,統治者豈甘於平淡?!天下大亂,能剪滅羣雄為帝的,一般為雄主,要他們無為無事,難矣!無為而治,是要讓人民有最大的自主性,允許個人人格和個人願望的充份發展,是要統治者壓制自己的獨斷意志和專斷行為,以及阻止自己對百姓權利的脅逼、併吞,這對君權至上的帝王肯定是難以入口的苦杯。這就解釋了「無為而治」的政治實踐,成功的案例在歷史上為甚麼絕無僅有。

 

 

 

~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