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八萬五〞看社會眾生相(一)

 
 

除鍾庭耀事件外,董特首最近另一備受爭議的話題就是“八萬五房屋政策”,我感興趣的不是特首及行政議會成員出現邏輯性問題的片言隻語,諸如“自98年以來已不再提八萬五,自那時開始,八萬五政策己不存在”、“不存在並不等於取消”等, 而是港人對八萬五政策的前後轉變。

回顧一下“八萬五政策”出籠的背景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

96年住宅樓價平均升了二、三成,豪宅甚至升逾六成。97年1至3月份,僅僅三個月內,中小型住宅樓價便平均升了13–14%,高者更達17–18%,樓價可謂與市民的購買力嚴重脫節,有能力置業者少之又少。根據統計,當時月入50,000元或以上的家庭佔人口總數8.9%,即170,000個。市區一個 500呎的新住宅單位動輒350–400萬,假設供七成,置業者每月最低限度要供25,000元,這是月入50,000元家庭亦感吃力的負擔。

97年初樓市發展愈來愈不健康:

  1. 樓市由用家主導變成炒家主導

  2. 樓價升至危險水平,與市民購買力嚴重脫節,用家承接力已呈弱勢

  3. 大炒家見機逐步離場,市場充斥著的大部份都是後知後覺、一窩蜂的小炒家

  4. 3月份市道異常熾熱,簡直是全民皆炒,局面漸有失控之勢

  5. 部份有實力的用家,則恐慌性地入市,而部份業主,原本只租不賣的盤,亦火速轉租為售,甚至自己住的物業亦推出發售,趁高出貨之心,昭然若揭面對當前局面,港府的反應是出奇地「冷靜」,除了跟地產發展商協商制定幾個壓抑炒籌、內部認購的措施外,真的採取了不干預市場的態度;高官無視炒風凌厲,還聲言炒風並未蔓延至中小型住宅、炒賣問題不嚴重等。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