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朋友論香港競爭力(一)

旅居法國的朋友陳增濤先生來信,就我所言之「三高一低」── 香港競爭力的破壞者 ── 闡釋他的看法,並要求我在網頁上發表,以饗讀者。恭敬不如從命,乃刊登陳兄來信如下,並加我的回應:

「文彥兄,

在網頁拜讀了一些你的文章,特別是在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發表的「縱有才智,不如乘勢」,頗有所感。早前在雷競旋家你暢論「三高一低」,更令我不能自己,乃草草成文,撰寫了下文,希望你能將此文於網頁發表,並談談你的意見。


工作愉快!

陳增濤
2002年1月12日

 

煮酒論英雄之 : 三高一低

這兩年來長住巴黎,鮮有機會與老友王文彥談天說地。王文彥是朋友中有性格的表表者。在事業有成之餘,仍存赤子之心,在香港拜金的商界裏屬鳳毛麟角。

由雷競旋做東,黃愛玲親自下廚做菜,又有法國波爾多陳年紅酒和煮熱了的花雕,很自然地王文彥就說起了他對香港時局的看法。我知道王文彥在中原網頁有一名為“指點江山”的專欄,只是在香港的時間匆匆,還未有機會上網瀏覽他諸多文章。談論中他力陳香港的「三高一低」。

所謂三高者,是樓價高,匯率高和工資高;一低者,人的質素低是也。對於這一論調,我甚有感觸。早在1997年亞洲金融風波期間,我正在中國從商,曾經有機會和北京大學的經濟學精英聊天。那時我的人民幣要挺港幣要貶的論點在香港給絕大部分朋友認為笑話而否定,只好閉口不談了。其實我的看法是,自從1994年以來人民幣變相貶值,使中國的外匯儲備迅速上升,促使亞洲四小龍在1990年代由投資帶動的經濟泡沫和日益敗壞的公共財政紀律的弱點暴露出來。下面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香港大部分人,由於香港的外匯儲備多,財政盈餘多,在90年代的樓價飛升中變成了富翁的人多,很自然地沉醉在美夢中,難以及時居安思危,聯系匯率及隨通脹而來的負利率,以及每年50公頃土地限額供應完全扭曲了市場機制的運作。市場機制失靈了,很自然香港也失去了它的競爭力。在現時通貨收縮的環境中,我真希望董建華能夠變成一個 「哲學家特首 」,抓住立功立業的良機,和港人共度難關!

深入市場機制的改革,為將來經濟發展作好基礎,政府應繼續實施八萬五政策 「抑制 」樓價,長期為香港的競爭力和社會穩定作出努力。香港公務員的工資是全球最高的。而此項支出佔政府財政的百分之六十。其實香港政府似乎已開始努力,有意削減超高公務員工資以控制財政的赤字。在信心危機的時刻,香港人對適應港元貶值的能力大大的降低了,現時不是港元貶值的最佳時機。香港不再是一個製造業中心,有足夠財政盈餘空間不急於貶港元,可在適當的時候浮動港元匯率(香港可能只有三五年的時間!)來調整經濟。

香港所急者,重建市場機制,使香港有能力面對競爭也。香港所急者,是董特首能善用新進人才,改革機制,為我香港帶來新景象。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