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中精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正著!

特首梁振英在政改方案表決前表態,假如方案不獲通過,政府將不再做政改工作,集中精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

 

所謂「不再做政改工作」,就是擱下有關普選及政治的爭論,不光政府擱下,梁振英看來還希望立法會內的建制和泛民兩派亦同樣擱下爭論,大家為著香港的長遠福祉,都集中精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

 

梁振英的取態,令我想起鄧小平80年代末、90年代初著名的「不爭論」,當時中共黨內分兩派,糾纏於爭論中國究竟應該姓「社」還是姓「資」,也就是要弄清楚中國要繼續搞社會主義還是創新搞資本主義。在這關鍵時刻,鄧小平指出,對有些一時無法說清楚的問題,可以先擱置起來,不搞無謂的意識形態爭論。鄧小平不止一次地講道「不搞爭論是我的一個發明」,毫不掩飾自己對這一發明的鍾愛。在他看來,無謂的意識形態爭論祇能使得問題複雜化,而且為爭論而爭論,白白耗費了大量時間,甚麼也幹不成,丟失機遇;不爭論,是為了爭取時間幹實事。

 

中國近代內部爭論不休,害處之多之重,數不勝數。專欄作家張立先生在2010112日發表的《不爭論》有透徹的闡釋:

 

『「真理愈辯愈明」,這話是對服膺真理的人說的,但多數人祇服膺自我,祇執着自我及小團體,所以「真理愈辯愈明」表面有理,其實行不通。通常的情況,愈辯愈對立,愈辯仇恨愈大,最後以武力解決。這是歷史現實。

 

正因為鄧小平是老練的政治家,他清楚明白內鬥,是中國人的劣根性。從太平天國到國共鬥爭,到軍閥混戰,到文革兩派,誰能說服誰?今日台灣是民主投票,分藍綠兩大派,鬥了20年,依然會鬥下去。有500斤推動力,有500斤阻力、頂牛,整個社會動不了,精力及能量放在內耗,能不沉淪?所以,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國社會兩大派辯論,到底要姓「社」還是姓「資」,亦即是說到底要搞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準備展開大辯論。當然社會科學院、中央黨校及社會上都有明顯兩派意見,鄧小平批示「不准爭論」,又說「不爭論,是我一大發明」。再講「發展才是硬道理」。他是獨斷專橫,誰爭論就撤職!硬是不准講。有朋友回應,要是爭下去,一定分兩派,爭到今日也不會有結果。不爭、做,經濟搞上去了。

 

爭得還不夠嗎?五四運動、國共兩黨、康梁、洋務運動、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德先生賽先生、打倒孔家店、新文學運動、平分地權、農村改革、工業救國、教育救國,民初政黨多如牛毛,議員多如繁星,誰服過誰?誰都認為自己代表真理,辯論祇是佔便宜……。1851年太平天國金田起義,打了10多年,死了千萬人,江南破敗;1960年後大陸又搞政治,文革10年,國家面臨破產邊緣。

 

政治太多,國家必亡。此為病因,鄧小平就看準這一條,他有威望,「不爭論」,「發展為硬道理」,少講多做,此為最重要的經驗教訓。「不爭論」三個字看似簡單,實行不易,百年才明白。你看,台灣打口水戰20年,再下去,有希望嗎?』

 

不爭論,為中國爭取到20多年集中精力搞經濟建設的空間,結果是發展一日千里,國力空前騰升,大國崛起,GDP已居世界第二位,較遠地拋離第三位的日本,幾乎可以與美國這個環球超級強國平起平坐。

 

回歸以來,香港建制及泛民兩派亦糾纏於無休止的政治爭論,甚麼議題都政治化,立法會的拉布行動近三年來幾乎癱瘓了特區政府的施政。

 

惡果的具體表現,就是香港經濟相對大退步:1991年,香港的國民生產總值約為中國的25%,但到了2013年,這個百分比已急降至2.7%;在2003年,澳門的平均個人國民所得是17,586美元,香港是23,977美元,後者高於前者36.3%。但至2012年,澳門的平均個人國民所得已躍升至78,275美元,香港則是36,796美元,前者高於後者1.13倍。九年前後,澳門平均個人國民所得勁增3.45倍,香港僅增53.5%;在2003年,新加坡平均個人國民所得是22,690美元,至2012年則是51,709美元,增幅為1.28倍,同期香港的增幅僅為53.5%;不但這樣,在2003年,香港的平均個人國民所得稍高於新加坡(23,977美元對22,690美元),但到2012年,香港已遠遠落後於新加坡(36,796美元對51,709美元);近年新加坡的產業遠比香港多元化,它的金融、貿易、高科技、物流業都十分出色,後來居上。在住房方面,獅城近八成人口住在類似香港居屋的「組屋」內,面積平均接近千呎,令很多港人羨慕。

 

爭論是內耗。90年代之前的中國和回歸後迄今的香港,都熱衷於政治爭論,結果是陷於深重的災難。鄧小平高瞻遠矚,一錘定音,禁止無休止的爭論,國家自始走上急速而富國強兵之路,而香港迄今仍在走90年代前的中國老路。

 

由此觀之,梁振英主張的變相「不爭論」,方向完全正確,問題在於如何具體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