協調、配票、棄選

港大法律學院副教授戴耀廷提出的雷動計劃,主要是在投票日中途向非建制支持者發出指示,放棄投票予已肯定夠票或肯定無望當選的候選人,轉為支持一些未夠票但仍有機會的名單。建制派早已奉行有關策略多年,在今屆選舉成功在新界西及香港島實施,最後成功壓低建制票王田北辰及票后葉劉淑儀的得票,促成無黨派但親建制的何君堯和工聯會的郭偉強當選。

 

比較鮮為人知的是,建制派操盤人原來亦曾在新界東直選施行上述的配票策略,搶救屬於非泛民、非建制的西貢區議員方國珊,但部分建制派拒絕執行有關指令,最終方國珊僅以約1,000票之差敗予社民連梁國雄,新東9席維持建制祇得3席,泛民加本土派連取多達6席的格局。

 

新東3名建制派當選者民建聯葛珮帆、民建聯陳克勤及新民黨容海恩,最終得票分別為58,82548,72036,183,祇要前兩者能將其中1,000多票分給方國珊,方即能勝出,且不會危及自身安全。據聞操盤人在投票時間末段,已得悉葛、陳及容已夠票,工聯會鄧家彪則沒有希望,在「中間派總好過泛民」的考量下,決定下令建制派配票給方國珊。

 

不過,由於方國珊在西貢區議會與建制派素有積怨,包括就擴建將軍澳堆填區問題狙擊民建聯,甚至因涉嫌襲擊葛珮帆而被檢控,有建制派拒絕執行配票指令,最終益了梁國雄。

 

今屆立法會地區直選,非建制派名單之多破記錄。名單多,表面上好像自己人中選機會大,A不中,B中;AB不中,C中,其實分薄票源,削弱自己陣營每個候選人的中選機會。為防出選名單過多,泛民各派過往採用互相協調的辦法,在每一區為意欲出選的準候選人先來一個民意調查,誰的支持率高,就讓誰出選。這種方法有幾個問題:

 

1.       現任議員及資深、知名度高的準候選人有先天性競爭優勢。用這個方法,新人如羅冠聰、朱凱迪恐怕早早就被排除於出選名單之列;

 

2.       所謂民意調查,是十分粗略的,偏差度相當大;

 

3.       沒有或沒能考慮到準出選者在競選過程中的表現,可能會改變民意的支持度。表現好的,支持度會增加,反之則減。像羅冠聰和朱凱迪,起初的民意支持度不外2–3%,但由於宣傳和在競選論壇的表現較出色,最終支持度(得票率)竟然分別勁升至13.5%13.9%,相雙當選。

 

由於協調存在的弱點,最近兩屆選舉泛民各派以至整個非建制基本已不再使用這個方法來決定出選名單。

 

「雷動計劃」基本上是師承建制派集中由整個陣營的配票操盤人按選舉當日末段自已陣營的候選人得票進度來靈活配票(戴耀廷名之為「策略性投票」),從而讓非建制派爭取更多議席。但由於「雷動計劃」的操盤缺乏建制陣營配票操盤人的權威,「雷動」推薦的那些候選人,最終投誰由選民自己決定,變相操盤人沒有一言九鼎的影響力。

 

平情而論,配票得宜真的可以為自己陣營在直選中增加議席,棄選就更有效,因為棄選是候選人於選舉日之前二、三天公佈,而非像配票於選舉日末段宣佈,支持者有足夠時間做取捨,遠較配票井然有序。選舉日之前二、三天,經過早前的一番激烈競逐,候選人可得的票數或支持度大抵已見分曉,肯定無望當選的候選人乾脆戰略性地公佈棄選,呼籲支持者將選票轉投到一些政經理念接近或更接近(在建制派與傳統泛民主派兩個候選人中,後者的政經理念對激進本土派棄選人來說,並不接近,但依然較前者更接近)、未夠票但仍有機會的同區候選人。以九龍東為例,如果譚得志(人民力量)在選舉日二、三日前肯棄選作戰略性配票,最終達到過20,000票給黃洋達(熱血公民),10,000票給譚文豪(公民黨),則黃洋達就會勝選,而淘汰工聯會的黃國健;在九龍西,吳文遠(社民連)若肯棄選,同是激進派的黃毓民會淘汰港獨的游蕙禎;在新界西,若黃潤達(街工)和馮檢基(民協)懂得激進泛民總好過建制派,而棄選過票給黃浩銘(社民連/人民力量),則黃會淘汰何君堯;同樣道理,在新界東如果鄭家富棄選,而他的支持者大部份轉而支持范國威及梁國雄,則范會勝出,而建制派的容海恩會被淘汰;至於在超級區議會及香港島,陳琬琛(公民黨)、關永業(新民盟)及何啟明(民協)三人以及司馬文、徐子見分別都在選舉前2天(92日)宣佈棄選,希望支持者投票予與他們理念相近及具勝算的候選人[分別為梁耀忠(街工)、涂謹申(民主黨)及陳淑莊(公民黨)、許智峯(民主黨)],最終效果顯而易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