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後中共對香港態度轉變
昨文指出：歷史上中共都是政治掛帥，為了政治上的需要，可以完全不計較經濟上可能出現的負面後果。毛澤東為了搞人民公社，為了推動文化大革命，就曾把中國經濟弄到全面崩潰的邊緣。至於毛澤東為甚麼會為了經濟上的考慮，而不顧民族大義，在有條件光復香港的情況下，仍任由香港保留作英國的殖民地，道理上實在說不過。我想除了他可以這樣任性之外，其他人都不敢作這樣的選擇。香港能留到1997年才納入一國之內，可謂是一個異類。毛澤東之後的中國領導人，在考慮香港問題時，都不得不加入民族主義的因素一併來考慮，不會純粹只考慮經濟因素。
在毛澤東未過身之前，中共對香港根本不存在一定要在97年新界租約到期時一併收回的說法。中共對港共的指示是要為充分利用香港的特殊地位作長期打算，不要幻想很快就可以出來掌權。當時還流傳一種說法，就是到97年中國亦不一定會收回香港。有人甚至認為，只要英國不提香港主權問題，北京可以假裝沒有事一樣，讓97年平白度過。
只是英國人做事必須有合約理據，如不與中國簽署新協議，97後英國就會失去合法管治界限街以北的法律依據，為此，戴卓爾夫人必須直接飛去北京與中國領導人商討香港在97後的前途問題，才會出現想以主權換治權的傳說。
不過，82年戴卓爾夫人去北京的時候，毛澤東已過身，掌權的已是鄧小平。他雖然在黨內極具威信，但地位與毛澤東仍有距離。所以他沒有條件任性，不敢置民族大義於不顧。他不能只收回新界，繼續任由香港島與九龍半島淪為英國殖民地，於是他推出一國兩制的構思，希望香港再納入一國之後，繼續可以透過利用兩制，為中國大陸提供經濟上的貢獻。
一國兩制是一種全新的嘗試，鄧小平也沒有百分百把握，西方一定肯配合，以讓香港可以像英殖年代那樣發揮它的功能，補中國式社會主義的不足。然而，鄧小平仍然選擇去冒這個風險，可見他視民族大義高於經濟需要。
鄧小平作這個判斷時具體是怎樣想的，我不知道；但普通人可能會這樣想，既然可以任由外國人在自己國土上殖民，那何須急於去解放台灣？台灣起碼是華人自己管治自己的地方。至於捍衛釣魚島的主權，就更顯得沒有逼切性。鄧小平可能就是擔心一般人會有這樣的想法，所以非要香港先回歸中國不可。
現時，內地人普遍視香港所發生的是一場顏色革命，西方正企圖透過自己的代理人，奪取香港的治權。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央政府有壓力要在這事情上採取較強硬的態度，以免引起內地群眾不滿，繼而令習的政敵有機可乘。
中央政府現時的處境十分尷尬；若是採取較為強硬的手法去止暴制亂，擔心會招來西方的制裁，導致香港以後沒法發揮中國所需要的經濟功能；但若是不出動較強硬的手段去制約反建制派，他們一定會得寸進尺，把香港引向與中國分離的道路，以後想中港融合一定更加困難。且看習近平會怎樣作取捨。
(轉載自am730C觀點2019年9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