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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皮書》是給港人的罰酒(4)

(原文發表於20141003) 

《白皮書》標誌著中央收緊對港的方針政策

我說《白皮書》標誌著中央收緊對港的方針政策是有根據的:97回歸前大部份港人視回歸為大限,湧現信心危機,中央為安撫人心,在《基本法》中反覆保證「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處處強調及顯突香港特區及港人所擁有的權,與此同時,為中央的權設限(不強調或隱藏了中央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和其他權力)。現在則相反,同樣一本《基本法》,中央透過《白皮書》強調及顯突了對港所擁有的全面管治權和其他權力,並處處明確指出「高度自治」的限;「高度自治不是完全自治」的說法,以前人大委員長吳邦國及人大法律委員會主任委員喬曉陽已講過,但由國務院隆而重之以七國語言將之發表的政策文件──《白皮書》,還是首次,有著一錘定音的作用。

中央緣何收緊對港政策?

想知道這點,有兩個人對《白皮書》的看法值得細讀,第一個是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前律政司司長及極得中央信任的梁愛詩。

她對《白皮書》有三點重要解讀:

1.       由於以往部份港人對「一國兩制」有誤解,甚至過度簡化,所以中央藉《白皮書》宣示其擁有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和監督權;

2.      「一國兩制」的主要目的是保障香港的繁榮穩定(即維持港人原有生活方式祇是配菜),所以《白皮書》詳盡記錄中央十多年來對香港經濟的支持;

3.       此時發表《白皮書》是由於中央不滿部份港人近年基於錯誤理解兩制而對一國的不尊重,例如衝擊解放軍基地等。

第二個是中央智囊及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強世功教授,他6月於《信報》網站撰寫了三篇文章。

強世功教授第一篇文章名為《中央治港的硬實力與軟實力》,解釋了《白皮書》針對的「兩個現實問題」,就是行政長官普選、香港排斥內地的傾向。文章指出,回歸初期中央在香港問題上採取自由放任的不干預政策,但後來形勢變化,不干預政策已無法適應形勢需要,於是於2003年開始成立港澳協調小組,而從16屆四中全會開始,把香港問題納入「治國理政」的範疇。

第二篇文章名為《中央治港理論與實踐差距》,解釋了何謂「全面管治權」。據強世功教授所言,這個是「新的概念和提法」,是「中央試圖以更為積極和能動的姿態,在法治的軌道上尋求更大的權力突破」。為何要強調「全面管治權」?文章認為,回歸後中央千方百計維持香港的繁榮和發展,但善意努力並沒有爭取到港人的善意回應。社會的激進化不斷打擊中央治港的「鴿派」思路,導致「鷹派」思路不斷上升。

第三篇名為《全面管治權與治港者的文化戰爭》,文中再對「全面管治權」作深層解讀,並討論了港人治港原則是否適用於法官和司法人員。最重要的部份,是強世功教授指回歸後鄧小平提出「保持不變」,在此原則下香港公職人員的「政治效忠問題一下子陷入了真空」。愛國者治港,就是為了填補這個政治效忠的「真空」,但引來的爭議卻更大。

梁愛詩解讀的第2及第3點其實與強世功的第二篇文章的觀點不謀而合,分別祇是梁愛詩表達得比較委婉。

 

– 待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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