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民日」反思「信念倫理」與「責任倫理」
6月20日是「世界難民日」，聯合國難民署舉辦了一個以難民為主題的電影節。我因一直有支持這個機構的工作，而獲邀出席了他們的首映禮，率先看到了「傲翔風雨後」這齣電影。
故事是講一班從伊拉克、伊朗、阿富汗、塞爾維亞等國家逃難至澳洲的青年，在學校的安排下，去排演一齣能夠展現自己遭遇的話劇。影片藉排練的過程中，讓故事的片段可以不斷重複，令觀眾對難民的悲慘命運感受得更加深刻。香港人很難想像，原來這個世界竟有這麼多的人，仍要在兵荒馬亂下過着朝不保夕的生活。
看完電影後，我久久未能入睡，腦海中不斷浮現一個「韋伯命題」——「信念倫理」與「責任倫理」的對弈。
普通讀者不一定對馬克思．韋伯有太多認識，他是近代德國的一位出色的社會學家，著有《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在政治與學術圈子都很有影響力。韋伯除了對基督教很有認識外，對中國的儒家倫理，印度的佛教，以至古猶太教都很有研究。學術界對韋伯討論過的命題統稱「韋伯命題」，而我今天想說的，就是我們在面對政治問題時，該如何看待「信念」與「責任」的問題。
韋伯認為，政治不能不涉及倫理。韋伯一生所竭力的就是要為資本主義的政治，建立一個倫理道德的基礎，使資本主義成為一種在道義上能夠被人理解，甚至令人滿意的社會制度，韋伯認為，政治行為是以倫理為基礎的，但很多人只看到倫理的信念，而忽略了倫理的責任。我們在從事政治工作的時候，不應該只顧追隨信念的指引，而忽略了要對政治後果負責任。為後果承擔責任，乃政治倫理的重要原則。
我看到近年不斷惡化的難民問題，源起就在於西方國家過度強調「信念倫理」，而完全不顧「責任倫理」。西方國家以「人權無疆界」的倫理價值，介入很多其他國家的內政事務。他們以自己的信念，界定哪些是邪惡勢力。為了令邪惡勢力倒台，他們全力支持(包括出動武力)邪惡勢力的反對派(可能是另一股更邪惡的勢力)。
現實是沒有西方國家的介入，這些國家的內政矛盾不會激化到今天這樣的程度，當地自然產生的政治強人，原先還是有能力控制局面的。當地或許有少數人因威脅強人的地位而受到不公平待遇；但大多數人的生活仍過得相對安穩，還可以結婚生子，為家庭的將來去奔波努力。伊拉克、埃及、利比亞、敘利亞等國家，當時就處於這樣的情況。很可惜，這些國家的情況，在西方國家介入後，都變得更惡劣，導致過百萬的難民不得不離鄉別井，四處顛沛流離，造成大量人間悲劇。
其實，韋伯對出現這種情況早有預感，所以他特別強調，我們在進行政治活動時，必須同時兼顧「信念倫理」與「責任倫理」。在某種程度上，他似乎把倫理的責任原則放在信念原則之上。他批評那些只按「信念倫理」辦事的人，即使遇到後果與動機相反的時候，也會以動機善良而原諒自己。他們會把責任歸咎於別人的愚昧與世事的難料。然後一而再地犯類似的錯誤，不斷令他人陷入險境。因此，從政的人不能只空談「信念倫理」，必須同時兼顧「責任倫理」。
(轉載自am730C觀點2017年6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