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權易變 文化範式難變
塔爾科特．帕森斯認為，社會的存在，依賴其系統中的四種功能的充分發揮。這四種功能包括：(i)Adaptation(適應)，(ii)Goal Attainment(達標)，(iii)Integration(整合)，(iv)Latency(維式)，簡稱AGIL。前文已介紹過前三種功能，今天繼續講第四項。集中講香港回歸後，英國人留下的西方文化範式對主權轉變的排斥。
帕森斯認為，社會系統複雜，矛盾眾多，單靠法治不足以完善地處理好這些矛盾；要整合社會的力量，還需要有與社會的政治及經濟系統相應的文化意識，在人們的生活取捨中，作出全方位的配合。
意識形態是長期潛移默化的，它不是一蹴即成的，也不會因主權回歸而立即改變。帕森斯稱這種功能為Latency，就是因為這種功能是潛伏的，不易察覺，卻力量很大，且非常頑固。
英國人能夠在香港進行一百多年的殖民統治，並非全靠炮艦與警察，它還引入了西方的宗教信仰、西方的文化藝術、西式的生活習慣與社會時尚，令香港人逐步接受英國人的管治，甚至甘之如飴。
港英政府透過他控制的教育制度，設計課程，決定青少年可以接受到哪類型的資訊，以規範他們的思維模式。於成年人而言，港英政府亦設計了一套社會階梯與職業途徑，令想升職改善生活的人、想建立社會地位爭取成功的人，都得努力學習英文，適應英式文明。久而久之，香港社會就形成了一整套西式的意識形態，主宰了香港人的價值取向。
幸好回歸是在中國改革開放後進行，以及鄧小平願意作出相當多的妥協，否則香港社會原有的Latency，一定會與主權轉變產生更大的衝突。一國兩制令香港在經濟上保持了大部分的Adaptation的能力，因為我們可以繼續行資本主義與自由市場。在Goal Attainment方面，個人奮鬥依然受到鼓勵，但政治訴求則受到遏抑。幸好法治仍保全得相當好，社會上的非政治性矛盾基本上得到梳理。可是，佔中使香港人驚覺，法治無法梳理政治矛盾。中方只餘政治讓步與武力鎮壓兩個選項。
回歸後政治矛盾突顯的一個重要原因，是英國人留下的Latency與中共的文化意識根本是南轅北轍。表面上中共也在行市場經濟，甚至可以說在行資本主義。但西方的資本主義是以個人為基礎的，但中式的資本主義卻是以國家為主導的，前者崇尚自由，後者依靠威權。前者對後者必然有所排斥。
此之所以，回歸後特區政府在施政時不容易受到文化界的支持，難以在輿論上佔領道德高位，處處舉步維艱。以至97後，香港的發展明顯沒有英治時代那麼順暢。塔爾科特‧帕森斯的社會結構功能理論，可對此作出強而有力的解釋。
(轉載自2014年11月3日am730C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