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契約是怎樣制訂的
近年，香港人喜歡講社會契約，但談的多是理念，卻甚少真的了解到，在現實世界，社會契約是怎樣制訂的。
中國有「性善」論及「性惡」論，西方的社會契約也有「性善」與「性惡」之分。霍布斯主張「性惡」，認為人在自然狀態(如果未有社會契約)，就會為了私利，互相謀害；為防被人偷襲，就會先發制人；這樣大家都生活在恐懼之中，沒有好日子過。因此，人要過群體生活，就必須訂定社會契約，避免沒有建設的虛耗。大家必須協議，把部分權利交給政府，讓政府來維持社會秩序。
洛克與盧梭主張性善論，認為人在自然狀態下，會互相扶持，互諒互勉，分工合作，以搭建一個對大家都有利的社會。為此，大家就會自願地走到一起，接受道德與法律的約束。這些約束是由人民取得共識後，授權政府去執行的。官員是人民的代理人，而非人民的主人。
政府主要的功能是抵禦外敵，維持治安，以及保障合約得以履行。但亦有較極端的無政府主義者(如蒲魯東)認為，社會契約不涉及個人把權力交託給政府，而只是個人之間互不威脅，互不支配的契約。
以上所說的都是理論，是哲學家觀察人類社會後，對社會契約的源起與該有的原則的一些個人觀點。現實是，社會契約在他們出現前已存在。類似基督教的「十誡」，在世界各處的人類文明都存在，屬於人類最早期的社會契約。它是群眾生活的基礎，沒有它，群體就沒法一起生活。任誰來制訂，都會是八九不離十。它是由智者受到社會現實啟蒙後，告訴人民的，大家都覺得好，於是都願意遵守。
隨著社會變得愈來愈複雜，單是「十誡」就不夠用，統治者或在社會上有一定支配能力的人，就會制訂出種種新的規矩，要人民遵守。在個人還需依賴家族、部落才能生存的時候，普通人就只好接受現實，不認同也得遵守。童男童女要拿去祭天，他們的父母也只能向阿伯拉罕學習。在那個年代，社會契約都是統治者制定的，普通百姓無權參與。
即使到了今天，大部分國家的憲法(社會契約的最主要部分)，亦不是由人民參與一起草擬的，而是由個別精英議定後告知人民的。他們之所以能夠這樣做，得靠他們所屬的政治勢力武裝奪取政權，他們才有這種機會。若非先打贏了獨立戰爭，華盛頓、傑佛遜、富蘭克林等就很難為美國重訂社會契約。
由於重訂憲法成本高、風險大，憲法制訂後，都不容輕易大改，最多只可作小修小補。對大部分人來說，他們一出世，已有一套社會契約存在，儘管憲法不是十全十美，他們都得遵守。有人若想重訂，勢必會與現有憲法下的既得利益者產生衝突，引起極大的反動。
因此，要想重訂社會契約，前提是社會上的受害者已多過得益者；否則只會功虧一簣。少則自己虛耗青春，嚴重的則會引起社會動亂，要其他人也付出代價。現時，香港尚不至民不聊生，大部分人尚有安樂茶飯，不落入埃及與利比亞一樣的境況。因此，香港尚未有條件重訂社會契約。
(轉載自2014年8月20日am730C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