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害權衡取其輕,痛苦的抉擇

看到反對發展新界東北的激進者用暴力衝擊立法會,我是有一點感慨的。

 

過去十年,幾乎所有重大發展計劃都被高度政治化,要獲通過及推行都舉步維艱,最終令香港的競爭力不斷下滑,被新加坡和國內大城市超越或趕上。而發展計劃一旦被政治化,泛民議員及政黨就千方百計阻撓發展計劃的通過和推行,不惜議會內行使拉布權甚至否決權及在會外發起大小規模的街頭抗爭或搞四両撥千斤的司法覆核。由領匯上市、港珠澳大橋的環評、外傭居港權、港深高鐵以至近日的發展新界東北都是這樣。

 

議會內的拉布及會外發起的大小街頭抗爭往往是以小眾騎劫大眾,企圖以小眾利益騎劫大眾利益;四両撥千斤的司法覆核,往往是主使或唆擺一至數人利用法律援助申請司法覆核,爭取客觀上損害整體香港利益的訴求:20101月的港珠澳大橋環評司法覆核,拖延了大橋的施工差不多兩年,僅是香港段,大橋的建築費平白就多了65億港元;201012月的外傭居港權司法覆核,如果不是特區政府最終勝訴,香港可能從此額外增加5060萬(外傭連家人)素質不高的人口,改變香港的入境、勞工、福利和教育等各種政策及利益的分配。

 

為甚麼要將發展計劃政治化?為甚麼要不惜代價阻撓發展計劃?許多時候泛民議員及政黨都說不出一個所以然。以反對發展新界東北為例,23名泛民議員去信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及財委會主席吳亮星,要求押後新界東北前期工程撥款申請。他們希望政府先與村民溝通,尋求解決。驟聽還以為政府從沒與村民溝通,其實雙方已互相溝通好幾年了。溝通不成是因為條件談不攏,泛民議員要求政府再與村民談,其實就是要政府大讓步。可以肯定,除非政府讓步很大,否則,再談幾年也無濟於事,而發展新界東北就此再擱置多幾年。我說過,如何安置區內村民、長者和處理部份農民的復耕,基本上一個賠償問題,既然政府已提供「最合理、最優惠的(賠償)方案」(林鄭語),自然應該擇善固執,不再與村民無止境地虛耗時間。泛民議員和政黨是強人所難。

 

更值得注意的是,發展新界東北是為了發展新市鎮、增加土地和房屋供應,以及解決市民「居者有其所」或「居者有其屋」的民生問題,泛民議員和政黨反對發展該區,既不能有理有節地論述因何反對,又不能提出更佳解決方案,最終給人的印象就是為反對而反對──凡是中央或香港建制派提出的發展計劃,不管好壞,都得反對。

 

建制派有為反對而反對嗎?間中或有,但在質在量都遠遠遜於泛民議員和政黨。

 

泛民議員於立法會居於少數派的地位,自覺或不自覺地以為反對而反對來肯定自己的存在價值。這樣做法,自覺或不自覺地削弱了香港的競爭力,損害了香港的整體利益。

 

掌握的票數多於三份之一的少數派議員,在立法會是具有重大存在價值的。它擁有一切特別重要議案的否決權,又可代中下階層在議會中發聲,這令它有效地成為當權的建制派的一個制衡,使建制派不能為所欲為,它因此有其存在價值。過往我支持這個存在價值,我相信大多數市民亦是因為這個原因支持它的存在,市民甚至因為要使泛民議員擁有三份之一以上的票數,於選舉時不惜將神聖的一票投給泛民議員,盡管平日對該等議員有諸多不滿。

 

時至今日,香港的政局亂成一團,重大發展計劃舉步維艱,競爭力因內耗而不斷下滑,檢討原因,皆因這個有效制衡而起。有效制衡是一把兩刃劍,可以有利於香港整體利益,可以有損香港整體利益。長期的實踐證明,泛民議員及政黨濫用了這個制衡,走向反面,香港整體利益過去及現在長期受損,而且是嚴重受損。如果泛民議員不改變逢中及建制必反的心態,不改變為爭選票不斷做騷而不幹有利香港的實事的作風,香港整體利益將來亦必繼續受損。在此情況下,我愈來愈覺得,兩害權衡取其輕,市民應該犧牲在議會內爭取及保持上述制衡,就讓建制派控制大局。

 

認同上述看法的市民要達成上述戰略目標,必需在2016年忍痛將神聖一票投到相對比較可以接受的建制議員候選人或無黨無派的候選人身上,不再眷顧泛民的。

 

這是一個絕不容易做的痛苦抉擇,大家看著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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