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權利的後遺症
前文已指出：羅斯福講第二權利時，表面上是講個人權利，實質上是要社會負責。人民from cradle to grave (從搖籃到墳墓)，都有種種的權利，政府的開支必然大增。
政府要增加開支，唯有徵稅。向誰徵稅？當然是向富人。富人是國民的一分子，當然有責任交稅。問題是要富人交更高的稅率，並不一定人人都肯接受。法國明星大鼻子情聖就為此不惜放棄了自己的國籍。
香港的情況好一點，收入少的人有免稅額，而沒有免稅得益的人，就一律都只需交15%的標準稅。有錢人在金額上雖然要交多一點，但比例上並沒有交得更多。所以香港人大都願意交稅，很少逃稅。
不過，近年有政客開始鼓吹引入累進稅，主張向高收入的人分級徵收更高的稅率。我個人並不介意，但擔心非人人都這樣想。結果，累進的程度愈高，避稅的情況就愈嚴重。政府的收入可能因加得減。
這個道理不難明白，惟人在社會上的行為，往往受制於自己所處的位置。從事社會工作的人，會下意識地傾向要求政府增加福利開支。這樣既可以濟世助人，又可以令自己的職途有更好的發展空間。相反，若然政府削減這方面的開支，他們就得面對裁員減薪的威脅。此之所以，大部分國家的福利開支都易增難減。美國在金融海嘯之後，總統奧巴馬(圖)仍要增加醫療開支，把責任推給下一代。
有了第二權利法之後，人們的權利意識提高，未有意識到的，也會有社工提醒他們，協助他們去申請援助。從前獲得社會照顧的人會感恩，會設法盡快自力更生。但現在很多人都覺得是自己應得的，拿得理所當然。有人借了政府的錢讀大學，還埋怨政府要收利息，最好連本也不用還。這樣的意見，社會上竟也有不少人認同。相反，我這類質疑福利政策的意見，很容易就會被人圍攻。以至敢於在這方面表達異議的人已愈來愈少。
第二權利法被普遍接受後，社會服務的範圍愈來愈大，需要的社工亦愈來愈多。由於社會服務的資源都是來自政府，政府間接成了社工界的共同僱主，社工的利益因而較為一致，而且都容易受政府影響。這會促使社工組織起來，以集體的力量向政府施壓，令政府的政策盡量向他們傾斜。社工亦因而成了社會上一股不可輕視的政治力量。
在這股力量的積極推動下，各國政府撥給社會福利的開支已愈來愈多，但仍沒法達到第二權利法所訂下的標準。如果不放棄這套標準，就得再加資源；但如果再加資源的話，社會就可能破產。美國有右派主張修憲，廢除第二權利法案，以免社會福利開支繼續膨脹下去。相信他們的圖謀不易成功，但懷疑第二權利法可行性的人，看來仍在增加之中。
(轉載自2013年4月25日am730C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