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人商議 空想難行

戴耀廷倡議佔領中環後,可能自覺這個行動在手段上並不民主,反而更接近助蘇共上台的十月革命,是利用「起義」把一部分人的意願加諸多數人的身上;為了增加行動的民主內容,他提議要搞多一個「萬人商討日」(deliberation day)的活動。
 
所謂「商討日」的做法,原先只是耶魯大學教授Bruce Ack­er­man與­James S.Fishkin的空想,從未在現實政治上實踐過。戴先生的構思是:讓決志參加佔領中環的一萬人,相約齊在某一天,分頭在多間大學,一同商討佔領行動要爭取的具體政改方案,然後投票決定哪個真普選方案最好,再以此逼中央接受。
 
戴先生建議,把討論的過程經電視台直播,讓香港其他人也能看到,明白其道理,這樣就可以增加方案的民主成分。
 
然而,香港大專院校的集會場地,每個只能坐一千人左右,一萬人可能要分十個會場進行,即使有這麼多的電視台肯配合直播,香港人也分身乏術,無法同時觀看這麼多的頻道。至於身處不同會場的商討參與者,更只能參加自己一場的討論,無法考慮其他會場的意見。現實可能是一個會場內要搞一千人一起討論也不容易,那搞一場一萬人一起的商討,就真的可以令議題得到充分的商討嗎?
 
再者由原創學者提議的「商討日」,其參與者需由沉默的普通人之中抽樣選出;但戴先生的「商討日」的參與者卻是那批不惜違法癱瘓交通的激進分子,由他們商討後投票選出來的方案就可以代表全體香港人的意願嗎?這與小圈子選舉有甚麼分別?這一萬人的組合,其代表性可能連選委會也不如,叫香港人怎能接受?
 
我辦中原的初期,每月都搞全體員工「商討日」,以決定公司的重要事務;但員工人數一接近千人,就只能有分組討論,而沒法讓各組都有機會把討論的結果向全體成員匯報,只能象徵式地抽幾組匯報算了。現在公司有四萬多人,分處三十多個城市,根本沒法搞員工的「商討日」,最多只能在管理階層搞商議。這個過程使我明白,直接民主雖陳義甚高,但行之不易。戴先生那套,離不開書生論政。
 
英國人說,魔鬼藏於細節。只要我們深思落實民主的細節,就會發現現時西方的民主制度實有點兒戲。不少研究發現,大部分選民在投票時,對有關議題都缺乏真正的認識,他們只是聽過傳媒上意見領袖的幾句金句,就已決定如何投出自己「神聖」一票了。然而,要搞戴先生那套深入商討又是如此不可行。
 
戴先生的主張一見報,就受到激進派的批評,指他想打退堂鼓,把簡單的公民抗命複雜化,志在讓佔領行動設法戴上民主的桂冠,破壞行動的預期效果。
 
可悲的是:現實世界的政治運動,依然由少數知識分子精英所操控,群眾只是他們隨時可以犧牲的籌碼。我不願參與這種骯髒的遊戲,所以沒法從政。
(轉載自2013年3月21日am730C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