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滙豐裁員看成本效益率

滙豐銀行去年盈利過百億美元，來自香港及亞太區的盈利也有30.81億美元，即240億港元。對普通人來說，這已是天文數字，無法想像。然而，在盈利這麼豐厚的情況下，卻傳來滙豐要大幅裁員的消息，實令人意想不到。
 
金融海嘯後，滙豐在歐美的業務備受打擊，需要重整架構不難理解；但滙豐在香港的業務，本小利大，對集團貢獻良多，還要被拿來一起開刀，那就怎也說不過去。
 
按滙豐亞太區總裁王冬勝的說法。集團全球的成本效益率為57.5%，與48%至52%的目標仍有距離。香港的成本效益率雖低於集團的平均值，但仍有改善空間，所以也得瘦身。
 
這裡面包涵了些甚麼意思呢？香港已經做得比集團平均值還要好，本應是學習的榜樣。為甚麼不予以獎賞，反而要一起受罰？想必是其他地方的滙豐，本身效率有限，若是大幅瘦身，必然會影響盈利，以至成本效益率無法因為裁員而改善。相反，香港雖然已做得不錯，但因為香港人比較能幹，又吃得苦，裁多一點，餘下來的員工也撐得住。那管理當局在全盤考慮之後，只好把重一點的擔子放在香港肩上了。
 
表面上，這種考慮很有全局觀，管理層不這樣做的話，就沒法令成本效益率改善到集團的目標水平，然而，管理層今次的做法卻違背了賞罰公平的原則，將來一定後患無窮。
 
人的行為，主要是受環境影響。但滙豐的管理層今次締造了一個甚麼樣的環境呢？原來是千萬不要做得太好，不要展示出自己還有潛力，否則你的才能不但不會為你帶來嘉獎，反而會為你帶來額外的負擔。
 
此外，其他效益不高地區的員工，也可能會埋怨香港這類做得好的地區，認為是香港累到他們也要增加勞動強度。久而久之，機構內就會形成一種文化—大家都做到一般好了，千萬不可以過分突出，一個機構變成這樣的話，往後還會有突出表現嗎？
 
因此，即使站在企業管治的立場上，我也不贊成滙豐的做法。現在，滙豐已把裁員的決定公諸於世了，相信收回的機會已等於零。如今要做補償的話，應對留下來的員工表示感謝。最好的感謝方法莫如加薪，起碼把裁員省下來的錢五五分帳，一半歸公司，一半用作加薪給留下來的員工；應該人人有份，大家都加一樣的比例。這樣才可以平息留下來的員工的怨氣，把今次不恰當的裁員的負面影響減到最低。
 
在資本主義社會，政府無法阻擋企業裁員，但政府可透過稅制，去鼓勵機構請多一些人，很多國家的移民政策，都有引用這種機制，沒有理由在稅制上不能這樣做。社會必須令那些為降低成本效率而裁員的公司付出代價，否則機構之間為了競爭，必然鬥請人少，鬥增加每一個員工的勞動強度。這種模式的競賽，不會對人類的福祉有裨益。
(轉載自2011年9月12日am730C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