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傭可享最低工資嗎
勞工顧問委員會在研究最低工資的保障範圍時，建議在立法時不應把外傭也納入其內。外傭團體對此非常不滿，聲言若果真得不到保障，會申請司法覆核。
從原則上來看，法律面前當然應該人人平等，人權亦沒有理由設疆界。因此，硬要把外傭排除在最低工資的保障範圍之外，是說不過去的，可能被指控是種族歧視或工作崗位歧視。只是香港的中產家庭大都僱有外傭，一旦外傭也受最低工資保障，就意味著中產家庭的負擔將會增加，一般政黨自然不想在這個敏感的問題上表態，以免損害自己的票源。即使是一些人權組織與一些勞工團體，在這個問題上也不敢太過高調，因為他們知道：即使是沒有聘用外傭的香港人，很多亦覺得外傭在香港的待遇，已勝過他們在原居地可得的待遇，實沒有再增加的需要。與主流民意對著幹是要付出代價的，因此那些人權組織與勞工團體亦礙於群眾的壓力，而不得不暫且忘記自己一向高唱的原則。
其實，真正出問題的並非這些原則，而是我們根本不應設立最低工資。我們不應為了本地工人的收入可以高一點，而接受在法律面前可以親疏有別。這樣，我們將來要面對的風險可能更大。不知甚麼時候，某些人又會因某些原因被排除在法律保障之外，這才令人擔心。
現實是每一個僱員的能力與心態都不一樣，而僱主亦有不同的偏好與負擔能力，最適當的做法是讓他們自行協商工作與報酬的條件，只要你情我願就可。透過立法把不是雙方都認同的條件加諸他們身上，必然會有後遺症。
以僱用外傭為例，在22萬戶有聘用外傭的家庭中，其中18%每月入息不足三萬元；若然外傭可以納入最低工資的保障，每月每戶的負擔可能要增加二千元，這類家庭怎負擔得起？最後只會導致大量外傭失去工作，被迫返回原居地。這難道是外傭團體想見到的結果？
其實，最低工資立法完成後，本地勞工一樣會面對同樣的情況。因為本地僱主的負擔能力也不是可以無限延伸的。在金融海嘯下，不少本地僱主早已非常拮据，如果一定要他們提升基層的工資，至法例要求的水平，只會迫他們結業不幹，令基層的處境及比前更加不妙。
不過，我知道我們社會中有一批人對最低工資與人權無疆界同樣執著，若果真要兩全其美的話，唯有把現時外傭的最低工資套用在未來最低工資的立法上。這樣，香港就可以既有最低工資，又不會有種族歧視與工作崗位歧視。問題是有人覺得外傭的工資對本地人來說實在太低，但又不想在訂定本地人的最低工資時惠及外傭，那我也不知應怎麼辦才對了。
(轉載自2009年4月20日am730C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