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作合理分配勝增加福利
西方的福利國家，以抽高稅的方式，由政府向廣大的人民提供平等的社會服務，以平衡企業分配的不均性。由政府提供的社會服務，包括教育、醫療、住屋、交通津貼、長者照顧、生育福利，以致失業援助等，可說由出生至死亡，衣食住行無所不包。因為，凡是想得出理由可以由政府負責的，總有政客會找到機會向議會提出；在民選的議會中，這類議案都不難通過。香港正朝這個方向發展。
這種制度的缺點，是人民被政府照顧得太好了，以致失去了努力工作的積極性，因為由政府提供的服務都是一視同仁的，並不會計較個人對社會是否有相等的貢獻。
另一方面，由於政府的承擔愈來愈多，政府唯有不斷提升稅收，令企業失去盈利的動力。香港表面上稅率不高，但政府透過高地價間接地向企業徵稅，以致企業不得不把相當一部分的盈利拿來交稅。
事實證明，福利制度會拖慢一個社會的經濟發展。因此，一個國家推行福利制度去到一個極端時，其競爭能力就會輸蝕給一些福利較少的國家，人民的生活水平亦因而無法提高，於是這個國家的右派政黨就會有機會復辟，直到右派政策出問題為止。英國在二次大戰後，社會政黨就不斷左右搖擺。戴卓爾夫人向右，金融海嘯後，看來會轉為向左。每次折騰，社會都得付出代價。
因此，我認為，與其由政府抽高稅去平衡企業分配的公平，不如立法令企業的分配合理化。我的理念是把工作人員也視作企業的持份者。77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獎者詹姆士．米德亦曾提出過“Labour-Capital Partnership“的理念，主張可以讓工作人員分享企業的盈利。這樣，企業的盈利就不會只是落入少數股東的手裡，廣大的工作人員亦可以分到一杯羹。
當廣大的工作人員可以獲得企業盈利的分享權之後，他們的收入就會大大提高。社會整體的消費能力亦可因而增加，以致社會本身產生的內部需求已可推動經濟持續增長。不至再出現資本主義的通病──資本累積速度比新生的需求快，企業很快變得產能過剩，而累積起來的資本又沒法流入實體經濟，於是到處投機炒賣，倒過來破壞實體經濟。
由企業自行把分配合理化的好處，是只會獎勵那些有盈利能力的機構的工作人員。盈利能力差的機構，其工作人員分得的利潤也會相應減少。這樣，市場就會有競爭，企業才會有進步。而工作人員亦會努力進修，提升自己的技能，以協助自己投身的企業賺取更多的盈利。由政府提供的福利，會傾向平均主義，不能反映不同的個人對社會可能有不同的貢獻。結果人人都強調自己的需要，希望得到政府的照顧，而不會爭取為社會多作貢獻，以賺取更多回報。兩種不同的分配模式，那一種更有優越性，不難作出結論。
(轉載自2009年2月12日am730C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