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近期論政,最引人注目的要算前問責局局長王永平。僅就鬧得滿城風雨的副局長和政治助理問題,他便多次撰文評論。立法會議員鄭經翰大為不滿,為文批評他,指責他沒遵從港英時期退休高官「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的做法(見附文)

 

鄭議員罵得有道理嗎?要解答這個問題,得先弄清楚「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是甚麼意思。「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語出<<論語.泰伯第八>>,意思是說,不在那個職位上,就不參與規劃那職位上的事情,也就是著人不要越職侵權,要安份守己,人人各司其職,做好自己本份。孔子說此言時,意在維護當時(春秋末年)的社會穩定,抑制普通百姓犯上作亂。每一句話,每一種做法,都帶有時代的烙印,在某一個時代正確的說話或做法,在另一個時代則可能有錯。春秋時代,戰禍連年,道德敗壞,以下犯上層出不窮,儒家強調「名份」、「守禮」自有其歷史正確性,但到明清時代,先有明代顧憲成的「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國事,家事,天下事,事事關心。」,後有清代顧炎武的「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近代高雲覽強調「國家興亡,匹夫有責」,這些看法,與「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大相逕庭。今時今日,民主社會崇尚個人自由,既有思想自由,又有言論自由,拑制這些自由的人或政府,都會被視為違反甚至踐踏民主社會的核心價值。

 

王永平論政,祇是對事不對人,他不外遵循「國事,家事,天下事,事事關心」及「(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古人另一明訓,何罪之有?!為文論政,更不外體現言論自由,何可非議?!每一個香港市民都有論政的權利,離任高官亦是市民,應該同樣擁有這個不可褫奪的權利!

 

鄭經翰可能會說,我所說的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不是針對一般人,祇是針對曾居其位的問責高官。這個說法成立嗎?恐怕不!首先,孔子所說的「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不在其位」指的是同在政府架構內任職的官員,但在不同的工作崗位,要求他們不要越職侵權及做好自己本份。王永平既已離開政府架構,恢復平民身份,他就不再是孔子所指的「不在其位」的人,自可「謀其政」;第二,即使鄭議員將「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理解成曾居某職,但離開該職後,就不宜過問該職上的事情,這亦不成立。王永平批評政府,主要針對曾特首或他過往從未居其位的某些問責高官的某些施政,行政長官及上述其他高職是他從未出任過的職位,自可「謀其政」。

 

對「不在其位,不謀其政」這個孔子古訓,現代從政或原本從政但已離任的人,曲解者多,錯誤地運用的亦不少:對厚道的離任者來說,不多加批評,會讓自己的舊上司、舊同僚或舊下屬得以安心工作,減少壓力,是應有之義;想避免對公眾表態的離任者,自可利用這句孔子名言推卸責任;明哲保身的,則片面地實踐這古訓去討好權貴;更有親建制的人,利用它去堵塞退休高官議政之路。這些做法,不用說,早已偏離孔子教誨的原意。

 

對我們一般市民來說,我們當然是寧取敢於站出來褒貶時弊的人,而不會欣賞因厚道、卸責、明哲保身或討好權貴而三緘其口之輩。

 

 

 

附文:

 

「王永平蠢材論」之風不可長

Jul 11, 2008
信報 「大班人語」
鄭經翰

 

自從董建華連任後推行高官問責制以來,來自社會不同界別的精英開始加入特區政府工作,成為管治班子成員。六年下來,多個問責高官或自行引退,或問責下台,或不獲續任,或因健康理由請辭,至今來自外界的社會精英,除了出身政界但有商界色彩的政務司司長唐英年勉強也算是碩果僅存外,已悉數退出官場,名副其實是人事幾番新。

最近以健康理由辭職的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馬時亨退得最是風光,備受社會各界和不同黨派一致讚譽。在被問及對其上司曾蔭權及政府近期施政有何評價時,他遵從港英管治時期前朝退休高官的做法,以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為由,拒絕評論。

相對之下,前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王永平面對近期鬧得滿城風雨的副局長和政治助理問題,便按捺不住,多次撰文公開評論,並以「政治蠢材論」一炮而紅,備受傳媒吹捧,風頭一時無兩。

馬時亨和王永平兩人退休或離職後表現迴異,大異其趣,一時間令人大惑不解。最近與高人閒談,後者獨具慧眼,提醒我這個差異現象其實反映兩種不同型態的退休高官的不同心態。

最主要的分別,就是自高官問責實行以來,由外來社會精英轉任高官者退休或離職後,大多遵從港英前朝退休高官的做法,保持低調,奉行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的信條,甚少議政和批評政府。反之,公務員出身的高官近年卻一反常態,每每揭竿而起,論政以至從政者大不乏人。最令人矚目的例子當然要數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和前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近期人氣急升儼然論政專家的前任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王永平,更是以往罕見的例子。在傳媒爭相簇擁的態勢下,他們的破格表現未來蔚然成風,成為退休離任高官爭相仿效的對象,不足為奇。

據知,未過過冷期便放言高論時政的王永平出位曝光後,傳媒也一窩蜂湧去找過其他退休高官如李國章、楊永強、何志平等發表意見,可是全皆不得要領,而且無獨有偶,上述各人皆非出身自公務員系統,全都是來自社會各界的精英。

原因何在?實在值得深究。思前想後,細心分析,不難發現來自外界的社會精英與出身公務員系統的高官根本是兩種截然不同的類型,無論個人出身、背景、練歷、視野與社會關係,都有天淵之別。

一般而言,出身社會各界尤其是商界精英的高官,做官前在商界或其專業上已有一定成就和地位,經濟條件固然較佳,人脈和社會關係也較強,退休後不單生活無憂,優哉悠哉,甚或可憑藉其在官場上取得的關係、練歷和資本,更上層樓,在事業上大展鴻圖,所以為公為私,他們全無必要公開論政,為當政者增添麻煩。

相對而言,出身公務員的高官雖然高薪厚祿,但總算不上富有,退休後即使領取長俸,收入已不比從前,何況沒有了公家轎車、司機和秘書,司長級官員則連官邸、家廚和僕人也失去,排場更不可與大擺官威時同日而語。最重要的是,人在人情在,一離開官場,再沒有利用價值,以前圍簇在高官周圍的名流貴人馬上隨風而逝;倘若高官退休後賣身投靠富豪,更要反過來受盡閒氣呢!再者,做官時除了同僚外,往來雖無白丁,卻盡是公事上的交往,知己良朋難覓,退休後要找個玩伴也不容易。因此,除非另闢蹊徑晉身馬會董事或出任行政議會成員,繼續保留社會政治地位,否則一般社交圈子都會愈來愈窄,人走茶涼的寥寂感覺難免特別強烈。他們不甘寂寞,在社會上發聲備受關注,可以重新自我肯定,實屬人之常情,難怪躍躍欲試,樂此不疲。

對於退而不休又喜歡批評議政的退休或前任高官,我一向主張他們應該組黨參政,因此不論陳方安生抑或葉劉淑儀肯放下身段,接受民主洗禮,參加立法會選舉,無論是「忽視民主」或「洗心革面」,都值得歡迎,應該予以肯定,因為她們已經選擇從政,完全擺脫過去公務員的身份,以政客的姿態角度活躍於政壇上。可是,王永平的情況卻全然不同,他以評論家自居,卻全因著其以往問責高官的身份,才深受傳媒和輿論重視。有人認為,陳太終於決定放棄參選,極可能是受「王永平蠢材論」現象啟發,認為不參政改為評論監督政府,更有可為之道。

不過,剃人頭者,人亦剃其頭。總不成批評政府時便站在道德高地,一副當仁不讓、捨我其誰的模樣,自己面對人家的質詢時便推卸責任,一句「問心無愧」了事。

道理很簡單,既然要做評論員,就應該貫徹始終,不可能與自己攸關的問題便避而不談,否則只會予人選擇性評論的印象。

最近投資推廣署署長盧維思就政府裁定他處理維港巨星匯時失職尋求司法覆核獲判勝訴,法官夏正文撤消三個裁決,包括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裁定他處理維港巨星匯時失職、政務司司長駁回盧維思上訴,以及特首將處理上訴的權力交由政務司司長代行的決定,並且點名批評前任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王永平。

個人認為,無論作為評論員抑或當事人,王永平都沒有理由迴避問題,以一句「問心無愧」推搪了事。是非功過,一定要說個明白,否則「有口話人,無口話自己」,又怎能建立公信力?正是不謀而合,連陳方安生也認為王永平忽然封嘴最不應該,大有問題。其實,最主要的原因是王永平沒有經過適當的轉型,仍然是前任問責高官身份,自然難免有角色和利益衝突。做官一定會犯錯,有時更可能是身不由己,必須執行政府政策所致。王永平要議論時政,就一定要接受民主的洗禮,變身成為政客,否則又要站在道德高地,又不肯付出代價,天下可沒有那麼便宜的事,王永平的評論員生涯,也就可以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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