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崗位須國民擔當

曾特首開設副局長與政治助理兩個新職位,從一開始就為反建制派的議員反對。沒有國籍方面的要求,薪酬不公開、挑選準則神秘可疑……皆非主要原因。最根本的原因是這批人的職責主要用來應付反建制派的。
 
反建制派的議員視向政府問責為自己的主要工作,他們挖掘政府的失誤,發動輿論予以圍攻,好處是可以替市民監督政府,但亦為政府添煩添亂,影響強政勵治的效果。要作政治問責的局長級官員,一直以來疲於奔命,有吃不消的感覺。曾特首於是覺得有需要設立這兩個新職位,以協助政府應付反建制派的攻擊。
 
雖然政府不便言明這類官員的具體工作,但外間估計,他們的功能不外是:把政府要推行的政策與政府一直宣揚的政治願景相結合,以便向公眾宣傳推廣;揣測反建制派可能發動攻擊的地方,以便事先作好預防措施;設計陷阱,引反建制派捉錯用神,浪費精力,甚至自暴其醜;挑撥反建制派的內部矛盾,破壞他們的統一戰;動員建制派的力量,保障政府提出議案能在立法會內獲得通過;萬一政府的議案無法獲得通過,要立即出來「補鑊」,減少它的負面影響;為上級官員作防火牆,必要時拿來犧牲,向市民謝罪。於反建制派來說,當然不想政府設立這類對他們不利的職位,現在既然反對無效,就得破壞他們的公信力,令他們以後工作起來事倍功半。
 
今次副局長的國籍事件,政府明顯已處於下風。這只能怪政府自己政治意識不足,明知副局長的崗位是一個政治功能明顯的崗位,怎可以期望議員對這類官員沒有政治要求?全世界的政府都不會讓持有外國護照的人,擔當這類政治崗位,香港市民有同樣的要求是天經地義的。
 
在殖民地時代,香港人的國籍意識比較薄弱,申請多一個外國護照被視為開多一條後路,並有旅遊上的方便,只有榮譽感,沒有罪惡感。但現在回歸已達十年,市民的心態已因處境不同而有所改變。他們眼見馬英九曾擁有美國綠卡也可以成為政治負累,沒可能會信任一個現時還持有外國護照的政治問責官員。政府實不應在這個問題上心存僥倖。策發會的政制小組曾討論一個類似的題目,就是應否繼續讓20%的功能組別議員可以持有外國護照。我的意見是不應該,因為既然要作政治問責的官員不能持有外國護照,那麼負責向他們問責的議員當然也不能持有外國護照,否則,市民會懷疑議員究竟是站在外國人的立場向官員問責,還是站在與香港市民一致的立場向官員問責?很可惜,我的意見得不到大部分策發會的成員認同,包括那些現時拼命攻擊副局長國籍問題的政客。所以我有點懷疑,究竟他們的國族立場是出自真誠,還是為了攻擊對手而但求方便的?
(轉載自2008年6月2日am730C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