車主應保有用車記錄
有位外籍記者，因擁有的汽車在衝紅燈時被警方影到快相，警方遂以《道路交通條例》要求他提供涉案駕駛人的資料，而他則認為自己有保持緘默的權利，故拒絕提供。事件鬧上法庭，裁判官判他得直，政府則提出上訴。
事件引發香港的道路使用者的廣泛討論。有駕車者認為這是好事，因為保持緘默乃基本人權。但亦有駕車者擔心：一旦警方沒法有效地利用影快相的科技去做好道路交通管理，對道路使用者不一定是好事。
如果一定要警方即場截停犯事汽車才能確定涉案的駕駛者，而不能從車牌登記入手，要求車主提供司機資料，那只會鼓勵肇事司機設法逃避警方的攔截。如此一來，香港的馬路上就會出現更多的亡命飛車，增加其他道路使用者的風險。此外，若果警方的執法成本因而增加的話，最終亦會轉嫁到駕駛者身上，對駕駛者不見得會有好處。
汽車是一種足以造成危險的交通工具，社會對車主有所要求並不為過。警方可在車主買車前清楚說明，要求車主保有一份汽車的使用記錄，如司機的身份及用車時間等，以備警方有需要時查閱。這並非干預車主的人權，而是作為車主應有的社會責任。
今次涉案的記者，以人權為藉口，實質上令衝紅燈者有機會逃避法律責任，竟也有人視他為維護公義的勇士，我實在無法理解。如果真的覺得這條法例不合理，亦應在事件發生之前，組織社會力量去修訂法例，而不是在自己成了嫌疑犯例者時才去發難，那就做得不太漂亮了。
其實，現時香港的法例中，存在著更明顯地違反人權的地方，就是防止賄賂條例中針對公務員的部分。法例規定：公務員若是財富與收入不相稱，就可以被視作接受過賄款，除非公務員可以對額外的財富來源作出合理的解釋。若果公務員選擇緘默，法庭毋須證明公務員的額外收入是來自不法途徑，一樣可判公務員受賄的罪名成立，這豈不是更蠻不講理。
相對防止賄賂條例而言，道路交通條例就溫和得多。如果香港社會為了整體的利益可以接受防止賄賂條例，不可能不接受道路交通條例，人權原則在某些地方是不宜無限上綱的。
其實車主提供給警方的，只是某段時間誰開車的資料，司機不會單是憑此而入罪，況且司機仍有權上庭申辯，他的人權不會因而受侵犯。至於車主，既然法例有規定需要向警方提供駕駛人的資料，這就可以被視為車主應有的社會責任。社會必須對連這樣簡單要求也不肯做的車主作出懲處，否則公眾的利益就無法得到維護。
(轉載自2008年5月27日am730C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