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政經雜感(1)

匯豐銀行執行董事兼香港銀行公會主席王冬勝早前在一個公開場合說,中國大陸的企業管治,企業社會責任及服務等水平,與香港仍有一大段距離,相信大陸市場需一段時間後才可發展成熟。上海在十至十五年內,不能取代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聽了王董一席話,不知大家是否有危機仍很遙遠,大可放下心頭大石之感?我個人則更感憂慮。對一個人來說,十至十五年是很長一段時間,但對一個國家或城市,則是很短時間,在歷史的長河中,簡直是瞬眼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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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社會科學院三月二十日公佈《二零零六年城市競爭力藍皮書:中國城市競爭力的報告》,把香港、澳門及台北都劃歸「中國城市」;在二岸四地二百多個城市的競爭力排名中,香港位居榜首。可是,香港的冠軍地位並不令特區政府躊躇滿志。在《報告》發表的同日,香港政務司司長許仕仁在一個公開場合中道,香港人須有面對香港經濟邊緣化挑戰的準備;三天後,香港金融管理局總裁任志剛在另一個場合回應許仕仁的觀點,表示他對香港的邊緣化問題不無憂慮。

 

  許、任兩人的看法很正確,《報告》所反映的是現狀,而不是趨勢。香港迄今對國內城市(包括上海)仍有無庸置疑的競爭優勢,但由於三高一低﹝高樓價、高工資、高匯率(當美元強勢)及人的素質低﹞,及經濟轉型久久未成功,發展速度形同龜爬,國內大城市經濟發展一日千里,形同虎躍,此消彼長,過不了很久,優勢就有易位之虞。許、任兩人的所謂「邊緣化」己經口下留情,香港經濟其實步向空洞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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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日君主教是一個十分引人入勝的人物,身為宗教人,卻深切介入政治:指引旗下教徒參與歷屆大遊行(特別是03年的七.一及去年十二月的反政改方案);在反政改方案一役中,泛民主派起初散漫如沙,是陳主教起了關鍵性的凝聚作用,將整個泛民主派團結起來,一致行動;在梵蒂岡的擢升樞機儀式中,陳日君向教宗引薦了李柱銘和黎智英,嘉許他們為香港爭取民主。

 

  榮升樞機後,他接受傳媒專訪。主持人問他:「最近不少政經要人開始公開支持曾特首連任,你會否都支持這位天主的信徒?」

 

陳日君答道:「教會對選舉、連任是不喜歡有立場的,喜歡保持中立。關於權力、政治,我們不想插手。我們覺得現在的情況下,他可能是可以幫我們爭取多些的,因為他是中央信任的。如果他替我們表達香港人想早些有普選,可能會有些效果。」

 

  對曾特首的連任,陳主教迴避了個人表態,甚麼都推在教會身上,口口聲聲說教會喜歡在政治上保持中立,暗示自己身為樞機主教,自當遵循這種取態。有趣的是,在同一個專訪,主持人較早時問他:「你致力推動香港民主發展,又在眾多政治爭議中表態,會否被北京認為是干預中國內部事務?」陳日君答道:「我不是梵蒂岡的特務去做這些事。做了樞機,別人說是代表梵蒂岡,其實不是的。我怎樣都是中國人。以一個愛國的中國公民,對香港應如何進步,我應該有我的看法。」回答這個問題時,陳主教推開教會,講明是以一個愛國的中國公民表達自己個人的看法。既如此,有關曾特首的連任,陳主教為何不同樣以一個愛港的香港市民身份,表達一點個人看法?再者,暗示自己會遵循教會不插手政治的取態,陳主教又怎樣解釋自己歷年來深切介入香港政治,有時甚至起著領導作用的所作所為?

 

  陳主教令我想起中世紀歐洲各國政教合一、主教權勢薰天的時期,想起六、七十年代越戰的政治和尚。總覺得,宗教人士如果不想政治干預宗教,他們亦不應干預政治。政治當權者容或有錯,就讓世俗的各種政經力量和市民去糾偏。總而言之,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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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改方案被否決後,曾特首對泛民主派的不滿溢於言表,先是將他們扣為「反對派」,再大談「親疏有別論」,一時間好像與泛民主派勢不兩立,互為水火。

 

  一些關心香港政治發展的朋友深以為憂,我則處之泰然。不為別的,祇因為我了解到,在政治上,沒有永遠的敵人,沒有永遠的朋友,但有永遠的利益。利之所趨,友可成敵,敵亦可變友。此一時,彼一時,何足久慮。更何況,中央倡議香港要趨向成為一個和諧社會,這個主流指示不會一時三刻就改變的,曾特首不會亦不敢長期偏離它。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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