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官抗拒減薪理據薄弱

現時香港百業蕭條,企業結業、裁員、減薪及凍薪之聲不絕於耳,與私營機構的苦況相比,公營機構簡直是活在天堂。過去數年公營機構一直享有加薪(間有「凍薪」,但仍可按master pay scale跳點加薪),最近更大幅加薪,高級公務員加4.99%,中、低級公務員加2.38%。香港的工資,世界有數,而香港公務員薪酬、福利更是世界之最,中下層公務員與私人機構同級職員的薪酬,前者勝後者多矣,負責斟茶倒水的女工月薪達11,000元,中學程度的文員也有12,000元。在這種重大比差及政府財政預算出現巨額赤字下,要求公務員減薪的呼聲日益強烈,日前銀行界正式要求高、中層官員減薪一成。

面對減薪要求,高官的回應,不一而足,頗有評論價值。

公務員事務局長王永平道:

「公務員減薪無助改善經濟大環境!」

王局長此言差矣,有助無助得看減的範圍,減的比例,現今公務員及半公務員編制龐大,若全體公務員半公務員減薪一成,即可為庫房節省一百六十多億元開支,二成則三百二十億元,三成更達四百八十億(新加坡亞洲金融風暴後不久,全體公務員減薪二成,最近高級公務員又再減一成,前幾合共差不多三成),數目不少,怎會無助改善經濟大環境?王局長這樣說,大概他心中的減幅不外是百分之三、五吧。

王局長又道:

「他們(官員)不是政治委任,是否需要他們作姿態,表示與市民同甘共苦呢?」

官員其實是政府不同部門及層次的領導人,不管他們是否政治委任,時刻都成為下屬及市民表率,政治姿態許多時候是作用重大的,不可等閒視之。韓戰爆發,毛澤東送長子毛岸英參軍,毛岸英最後戰死沙場;大躍進失敗,人民餓死者無數,毛澤東三年不吃肉,以示罪己。你可以說毛澤東在作政治秀,但不能否認這種姿態影響深遠,如果他不派長子從軍,他能這麼容易感染、動員廣大市民送至親至愛從軍嗎?王局長這般鄙視政治姿態,正正反映他缺乏政治智慧。

政務司司長曾蔭權謂:「公務員若不能獲得加薪或減薪,會大大影響他們的士氣。」

曾司長的歇後語就是會降低公務員工作效率,得不償失。根據這種邏輯,所有凍薪、減薪(更遑論裁員了)的私營企業領導人一定都是笨蛋。事實是否這樣?當然不是!企業在環境逼人的情況下,裁員、減薪及凍薪都是犧牲小我,保存大我的生存手段,何可非議?!如果將私營企業交曾司長,由他按上述經營理念營運,企業危矣!再說,員工士氣難道一定得靠加薪、凍薪?減薪就死路一條?希望曾司長知道,在世局艱難下,傑出之士往往能訴諸物質以外的手段去刺激下屬或人民的士氣,例如愛國心、鄉土情、危機感、榮耀感、成就感、責任心、愛心、同舟共濟、共渡時艱及以身作則等等,效果往往較利用物質更動人心弦。

曾司長又謂:「政府薪酬對社會勞動市場不但有指導作用,而且更有領導性效果,若政府內部調整薪金,其他補助機構、輔助機構及商界將會有相應的大調整,所帶來社會上及政治上的後果可能很負面」。

這是倒果為因應的說法,眾所周知,政府一向強調公務員的薪酬是因應私營機構薪酬趨勢而調整的,為何現時竟然調轉過來,說私營機構薪酬受政府薪酬索引?私營企業怎會理會政府怎樣做,他們自會根據市況及自身條件作商業決定。

董特首(其實也包括梁錦松、王永平)道:

「公務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薪酬調整機制,這個機制好與不好是另一回事,但政府需要跟薪酬趨勢機制辦事。」

領導人是不是一個人物,要看他怎樣審時度勢,怎樣行事,特別是身處亂局。非常時期得用非常手段,現今香港市民陷於水深火熱,我們的高官還搬出常規例制,抗拒必要的改革,能不令市民失望?

公務員工會聯合會主席梁籌庭說,若公務員全體減薪,私營機構就會「有恃無恐」跟隨政府減薪,消費環境更形惡劣,屆時只能「大家攬住一起死」。

梁主席的觀點,與曾司長的有異曲同工之妙。在他眼中,私營機構減薪裁員當然不足取,是死路一條,他可有想過,如果私營機構在經濟衰退中,以他的理念為行事明燈,屆時才真正「大家(包括公務員)攬住一起死」?

高官固然令我失望,公務員體系亦同樣令我失望,它愈來愈似一個利益集團,爭取到的利益權位,只能上不能下,不再與民呼吸,完全忘記公務員(特別是高官)應該較私營機構員工有更高的社會意識,不能唯利是尚。

際此艱難時勢,我主張公務員應大幅減薪,一刀切,全體一律減百分之二十。厲害?不見得,仍遜於新加坡的減幅,減後薪酬福利仍是世界最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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